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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之殤:寧夏之役


            萬歷皇帝在位的時間里,在東北、西北、西南取得了三次重大的軍事勝利,史稱“萬歷三大征”。這三次戰役雖然取得了勝利,但也使明朝元氣大傷。據史料記載:“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余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余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逼渲?,寧夏之亂前前后后七個月,時間很短,其實寧夏之亂在萬歷初年就已經埋下禍根。
             
            回到隆慶五年,內閣首輔高拱、張居正抓住把漢那吉內奔的機會,與韃靼部達成隆慶和議。俺答汗、黃臺吉為順義王時,雙邊開展貿易活動,邊境相對安然,但是軍事沖突仍時有發生。萬歷十三年(1585 年)黃臺吉死,扯力克即位,更是對明朝“順逆不?!?,邊境再次緊張。萬歷十八年(1590 年)扯力克以青海禮佛為名,與游牧于青海的火落赤部、真相部互為聲應,舉國震動,史稱“洮河之變”。神宗聞訊,派右僉都御史鄭洛為陜西、甘肅、山西等七鎮經略,主持西北邊疆事務,同時停止隆慶五年以來與韃靼部的貢市貿易。
             



            萬歷十九年(1590)春魏學曾以兵部尚書總督陜西、延、寧、甘肅軍務。但是鄭洛主張招撫,而魏學曾主戰,陜西巡撫葉夢熊大多支持魏學曾。在這種邊疆多事之秋,石星于萬歷十九年九月由戶部尚書改為兵部尚書,開始主持日常軍事事宜。他認為扯力克向東返回,宣、大事情緊急,遂決定召回鄭洛商議戰撫之策。這時,明代已陷入了“外實修和,內欲兼戰,修和則仍不免以克削為媚虜之資,兼戰則徒有操練無望首功”的境遇,以至于官場中對“隆慶和議”發展成這樣的現狀頗有怨言。
             
            洮河之變后,朝議動輒宣稱封貢失策應該決戰,“適遣官,皆以刻核相尚,而寧夏中丞黨馨尤苛,斂嗇施失人心”。萬歷二十年,寧夏哱拜兵變,于二月十八日殺死了巡撫黨馨和河西副使石繼芳,三邊震動,而薊遼晉豫的報告一份連著一份。石星接到消息憤慨的說:“哱賊跳梁,人神共憤,此不先行天討,何以張皇威而寒胡膽乎,他弄兵者當次第平之耳”。寧夏前方的戰況牽動著朝廷的神經,大臣們紛紛獻計獻策。

             



            兵部尚書石星鑒于“兵變”的多發性,以及黨馨事事加以裁抑所激發的矛盾,在積極準備征戰的同時,還希望能通過招撫解決問題。他同時指出:“黃河大壩之水,比寧夏西塔頂高數丈,若決壩灌城,賊可立厄。但城中宗室生靈甚眾,相應亟行魏學曾遣敢死士,持欽定貨格,明示禍福,全城中人自為計。如數日內不擒斬逆酋來獻者,即將壩水決開,一城之人盡為魚鱉”,希望以此瓦解寧夏城叛軍的力量、分化他們的勢力,離析出寧夏城內的反哱拜力量,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提出這一上疏,與其說是一種戰爭方式,不如說是作為逼迫哱拜接受招撫的一種政治手段。也正基于此認識,石星在寫給魏學曾的信中也透露出他不愿太多人轉入戰爭成為犧牲品的招撫思想,“誠不欲以濫殺種禍,彼能束手,則死囚數人足代了事也?!?/span>
             
            石星作為兵部尚書竭盡日夜之力,以魏學曾為總督,梅國楨為監軍,劉承嗣、董一奎、李如松等為大將,并向神宗請求加餉以充裕軍隊,請遏敵道以斷絕外部的支援和響應。在寧夏戰場的總督魏學曾一方面派兵沿河堵截,以防叛軍南渡;一方面率部阻擊河套部騎兵接援,迫使哱拜等龜縮于寧夏鎮城內,同時官兵也因為糧餉不繼進攻受阻,一時也很難集結軍隊再戰??偠轿簩W曾向神宗報告:“寧夏叛逆未平,套部騎兵又從旁侵擾,勢難兩頭兼顧。請求皇上下令增發宣府、大同兵馬助戰”。
             



            石星鑒于魏學曾顧此失彼的處境,請求宣大總督挑選精銳兵丁,由總兵李如松統領,兼程前往支援。神宗批準了請求并下旨:“魏學曾刻期剿賊,功在垂成。宣大兵可亟催前去助戰御虜,毋得遲延??”。萬歷二十年六月,都御史葉夢熊到達靈州,調來神炮器四百車,李如松、梅國楨率遼陽、宣府、大同兵抵達寧夏城南,切斷哱拜與蒙古軍的聯絡。寧夏戰場已經積聚了相當精銳的軍事力量,但是戰況仍無好轉。神宗對討伐哱拜數月仍無結果很是不滿。這時候,石星“手疏長跪乾清門泣曰:賊之不平由于諸將觀望,由于總督權輕,請賜總督魏學曾尚方劍,不用命者齒之,如十日不捷,請斬臣頭,以明欺罔?!鄙褡诨实圪n予魏學曾尚方寶劍,以賦予生殺予奪之權,從而統一政令、軍令。
             
            這時,魏學曾試圖聽從石星的建議采取招撫的方式解決,意欲招撫劉東旸、許朝,先派兵卒葉得新前往,但葉得新被打傷下獄沒能成功。后又派曾任寧夏總兵并與哱拜友善的張杰前往勸撫,張杰也被軟禁起來。在寧夏城內也有不甘于為哱拜劫持之人愿為內應,城中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約夜半舉火為號,但外兵沒能及時到達。哱拜洞悉后殺害了五十多人,仍有人吊索從城內逃到明軍駐處。魏學曾針對招撫可以有所作為的現狀向皇上提議以招撫代替征戰。神宗認為招撫是奇恥大辱,厲斥他說:“叛賊抵拒王師,屢生變詐。魏學曾每憑懦將,墮其奸計,好生負委任!這招安事情不得輕信??堂堂天朝,因此么么小丑,連兵累月,未克蕩平,豈不辱國。秋高馬肥,事在須臾。若復延遲怠誤,罪有所歸?!边@時神宗又接到了梅國楨的報告,報告聲稱魏學曾督戰不力領兵無方,神宗閱后大怒,遂逮捕魏學曾。
             



            明神宗任命葉夢熊以兵部右侍郎總督陜西三邊軍務,并賜尚方寶劍。神宗就此事作了如下部署:一是“主帥軍令不嚴,何以督率軍士!梅國楨既具疏前來,可即馬上傳與葉夢熊知,著他申明前旨:總副官(總兵、副總兵)及三品以上,有抗違妒功的便指名參來重治;其三品以下的,以軍法從事”;二是“其決(黃河)水灌城之謀,毋得異同誤事”;三是“軍士久困,著重賞他”;四是“魏學曾著錦衣衛察的當宮校扭解來京()問”;五是“還著監軍梅國楨記錄功罪,不時參奏”。石星對皇上臨陣換將有所顧慮,擔心將心不一。神宗認為:“寧夏討賊無功,皆因主帥軍令不肅。葉夢熊既受新命,軍中事宜受他節制,聽他便宜行事,諸將不用命的,就以軍法處斬?!?/span>
             
            葉夢熊一貫主戰,在順義王扯力克順逆不常時,即已主張作戰,只因為首輔申時行主張息事寧人并把他調往貴州才算完事。如今葉夢熊上任伊始就雷厲風行的展開行動,決黃河水灌寧夏城。洶涌的黃河水頓時淹沒了寧夏城,“城中乏谷,士盡食馬,馬余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明軍一邊向寧夏叛軍發去檄文,限令收到檄文三日后開關迎降,一邊派總兵李如松與麻貴、李如樟左右夾擊。九月八日,南關城墻也崩塌。葉夢熊一面調舟筏佯攻北關,誘使哱承恩、許朝奔赴北關應戰;一面命令李如松、蕭如薰在南關埋伏精銳兵力,待機攻城,軍民里應外合攻破南城,僅剩下防衛堅固的大城。監軍梅國楨巧施離間計。九月九日,劉東旸殺死杜文秀;九月十六日,哱承恩與畢邪氣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鍾,畢邪氣又殺劉東旸。于是李如松、楊文率軍登城,蕭如薰、麻貴、劉承嗣隨后跟進,攻進寧夏大城。九月十七日,哱承恩被參將楊文擒服,哱拜畏罪自縊。九月十八日,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等官員進入寧夏大城。寧夏哱拜叛亂至此宣告平定。
             



            官軍之所以能夠兵不血刃的平定寧夏城,固然是指揮官統籌全局、調度有方,但叛軍自身也有很大的問題。這次哱拜之亂也不過是在兵變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這與士兵待遇及糧餉問題密切相關。而哱拜叛亂集團也只是因為暫時利益而結合,缺乏共同的目標,更談不上共同的信仰,只要利益產生沖突就很可能走向瓦解,采取各個擊破的和議之舉并不是沒有希望的。后來并不高明的離間計之所以能夠發生作用,正是以此為基礎的,從這個意義來說,前期的和議之舉并不是一無是處的。
             
            在平定寧夏叛亂的戰爭中,掘河灌城時已經距離石星上《請掘河灌城疏》有六個多月時間。石星之所以上疏后沒有督促魏學曾馬上執行這一策略正是基于是脅迫之措施而非戰爭之手段的認識,不想看到“一城之人盡為魚鱉”的結局,希望盡可能的以采取招撫的方式解決。而萬歷皇帝下了“其決(黃河)水灌城之謀,毋得異同誤事”的旨意,有殺伐決斷之魄力的葉夢熊執行了這一旨意,最終造成了水漫寧夏城這一結局,而今人卻讓石星獨自背負“決河灌城”的罪責,而很少提及其勤勤懇懇平定寧夏的功勞。哱拜叛亂的平定,宣揚了明朝在西北邊境的國威,沿邊的蒙古各部懾于威勢,相當長一個時期不敢輕易入塞騷擾。

             



            哱拜之亂的發生存在著制度性的原因。一方面,明代實行以文制武的統治策略。文官的地位權力要凌駕于武官之上,文官每每借助這種地位對武官進行壓制裁抑。這就造成了文武官員之間的尖銳矛盾。另外一方面,明代中期開始,主將往往擁有一支家丁武裝,這支軍隊戰斗力很強,給養豐厚。家丁對主將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關系,帶有很強烈的私兵色彩,也就為武將反叛提供了軍事基礎。第三,隨著明初屯田制度的崩壞,軍士的生活日益貧困化。

            國家雖然為邊軍提供糧響,但是由于財政拮據,因此軍晌多有欠發,再加上邊將克扣使得軍士生活極其困難,造成軍心不穩,這成為兵變的誘因。
             
            可以這樣說,這些普遍存在的問題就是明朝政府所面臨的制度性困境。當時的有識之士能夠看到這些問題,也能夠充分認識到其嚴重性,并且也試圖對制度進行修正和改良。但是如果我們把任何制度都看成只是政治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話。那么我們也就應該認識到在進行制度設計的時候,都應該從系統與全局的觀點來審視這個問題。所謂牽一發而動全身,任何試圖對局部的制度進行改良的努力都會造成對原有制度的影響與沖擊。同樣原有制度所帶有的慣性也會對這樣的改良進行抵制與消減。
             



            如果整個政治體系甚至是社會體系沒有發生改變的話,試圖通過局部的小修小補,通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的辦法來達到改革預想的目的,都只能是坐而論道的空想而已。不僅如此,即使我們能夠設計出一個良好而且能為人們所接受的制度,如何去保證制度的設計能夠充分地得到實 現?如何使制度的激勵職能與約束職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呢?這又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問題。從中國古代皇權國家’的行政能力來看。一方面官僚層會對制度實施,進行歪曲和抵觸。另外一方面,國家有限的行政控制力也難以保證國家對政策實施的監督能夠得以實現。何況,任何的制度改革都會對在原有制度之下享有利益 的特定集團產生不利影響。

            如果我們考慮到以上多方面的問題?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古代皇權國家的政治改良總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最后往往會半途而廢。甚至帶來較之改革前更為嚴重的不利后果。特別是那些對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造成直接損害的舉措更是如此。
             
            明朝的邊軍與邊鎮就存在著這樣的問題。明朝長期面臨所謂“北虜”的嚴重威脅,為了強化邊境的防御能力,那么就應該加強軍隊特別是將領的權力,以便于其指揮調度施展將略。還應該加強軍隊的后勤供應和日常訓練,如此才能夠有效地加強軍隊的戰斗力。但是這些加強軍隊建設的舉措會面臨以下的幾個問題。
             



            第一,皇權國家實現穩固統治的威脅不外兩端:內憂和外患。外部威脅,遠在邊境,尚為肢體之患。而內部的危機對國家統治造成的威脅顯然會更加嚴重,實為腹心大患。特別是軍隊。一方面其作為國家的武力機器是維護統治的重要支柱,但是如果駕馭不當,將領事權過重?則更易使其產生對中央的離心力。其善者亦多擁兵自重,如果將領具有較大的政治野心,則帶領軍隊發動叛亂亦在所難免。中國歷史上由于國家對軍隊的控制力度不足、制度不完善而造成的反叛事件,可謂史不絕書。
             
            第二,從更有利于維護統治起見,有遠見的統治者總是傾向于加強對于軍隊的監督和制約。寧可犧牲掉一部分戰斗力,也要保證牢固控制軍隊。因此就需要曲為之制,通過周密的監督和制約機制來實現對軍隊有效的控制。顯然,更為認同君主統治的文臣更適合去充當這一機制的執行者。因此,重文輕武、以文制武就成為這一思路的必然結果。那么,在這種制度之下,將領受到文臣的壓制裁抑,力不得伸。以致文武之間矛盾重重也就在所難免了,其在明代中后期的邊鎮之中普遍地存在著。自正德之后,頻頻發生的邊軍嘩變事件就已經充分地說明,明朝政府在邊境地區的控制能力是非常薄弱且不穩固的。既然制度上的問題難以解決,此時,兵變是否發生在很大程度上更取決于在這些邊鎮任職的主管官員。如果朝廷任用得人,主管官員體恤士卒,又具有足夠的能力和威信來領導軍隊。及時震懾軍中出現的嘩變鼓噪活動的蛛絲馬跡,將其消滅于萌芽狀況。并采取一些得力措施來安撫部眾的話,則還可以消彈兵變。倘若朝廷官員委任不當,對士卒一味嚴苛,不得人心。又不能有效地發現和制止軍中異變的話,那么就極容易激起兵變。
             



            現在我們看待萬歷二十年的寧夏兵變?應該把它放在整個晚明歷史中來加以評價。關于萬歷一朝《明史》神宗贊曰“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薄S仁宇在其《萬歷十五年 》一書中的評價也頗為著名“年,是為萬歷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里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歷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span>

             



            萬歷二十年,雖然寧夏兵變、倭犯朝鮮、播州楊應龍叛亂幾乎同時發生,但是,由于有張居正改革所打下的良好基礎,而且當時政治社會狀況還算比較穩定,因此明朝有能力在西北、東北、西南同時展開三次重大軍事行動。并且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是明代后期軍事史上的光輝一頁。因此對于萬歷三大征,歷史上一直給予較高的評價。諸如茅瑞征 《萬歷三大征考 》、瞿九思《萬歷武功錄》這幾部書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除了平定寧夏兵變和歷來為人所重視的援朝抗倭之役以外,平定播州楊應龍之亂也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播州由楊氏統治歷經八百余年。自此楊氏土司被消滅,明朝在當地實行了改土歸流,對國家加強這一地區的控制有極大的好處。
             



            茅瑞征如此評價“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逾百日……而逆酋授首,辟要荒為郡邑。遂為西南一大捷?!?朱國禎也認為“悉天下之力平二千里,為國家辟土開疆此盛事也?!?不過在勝利的背后,我們卻依然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明朝軍政體系所存在的嚴重問題。前面說過明朝 中后期存在著以文抑武的情況,這種現象此后也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改觀。同樣家丁武裝雖然是哱拜之亂中的骨干力量,但是明朝政府卻無法將其廢除。我們反而會發現?明朝后期的戰爭中將領對家丁愈發倚靠。
             



            萬歷后期調兵援遼“各鎮將官帶去家丁多系雇募”。吳三桂有“夷丁突騎數千,尤為雄悍,?敵望之則遁 ”。金州參將沈挺之的家丁羅進忠,與農民軍作戰“躍馬彎弓連射之,則應弦而倒賊眾披靡 ”。甚至朝廷也是談論“聚兵則以壯士家丁議”。這種做法的弊端非常明顯。除了將領往往憑借家丁擁兵自重外,明末戴笠說明朝邊將“一萬額兵止有六千,以四千為交際、自給、養家丁之用。沿襲既久,惟仗家丁以護遁、冒功而視彼六千為棄物。棄物多而家丁少終不能御敵 ”。顧誠在論述明末家丁武裝的時候指出“家丁制度是明朝后期軍政敗壞情況下出現的一種畸形產物,它標志著官軍由維護整個地主階級統治的力量蛻變為將領們謀取個人私利的工具”。從長期來看,家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明朝軍事機器的腐朽和衰退。
             
            以上所說的幾個制度性問題終明一代都沒有能夠得到有效的解決。因此,隨著政治經濟狀況的繼續惡化,明朝的統治危機也就日益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統治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哱拜之亂雖然歷時只有七個多月,所涉及的區域也基本上限于寧夏鎮附近地區,但是它在當時具有非常重大的影響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與消耗,也充分地折射出了明朝軍政體制中存在的這些嚴重的制度性缺陷。因此,審視這段歷史,對于我們理解萬歷朝乃至整個晚明時代都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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